一般认为，世界文学史有3座高峰：古希腊罗马神话、莎士比亚戏剧和俄罗斯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小说，而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最高峰是托尔斯泰的创作；人们又公认《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和《复活》为托尔斯泰最伟大的3部小说，而《安娜?卡列尼娜》不仅是这三部小说中承上启下的一部，是托尔斯泰创作的核心之一，也是世界范围内被读者阅读最多、被论者评说最多的小说之一。
在托尔斯泰的三部长篇小说中，《战争与和平》知名度最高，《复活》则时常被称为其创作之“巅峰”。其实，如若说《战争与和平》以深厚的历史感见长，《复活》以深刻的思想性著称，那么，《安娜?卡列尼娜》让我们倾倒的则首先是与作者和主人公同时具有的复杂感受和紧张情绪相伴的“生活流”；如若说《战争与和平》过于宏大的篇幅以及结尾处的哲理议论或许让人难以阅读，《复活》过于直露的教谕性质或许让人心生某种抵触，那么《安娜?卡列尼娜》则因其有趣的故事和完美的叙述而让一代又一代读者欲罢不能。《安娜?卡列尼娜》是托尔斯泰在他思想探索最为紧张、创作精力最为旺盛、艺术技巧最为纯熟时创作出的长篇小说，是托尔斯泰思想和艺术探索最鲜活、最典型的体现，就这一意义而言，它或许可称之为这位最伟大小说家的最佳小说。
更重要的，《安娜?卡列尼娜》不仅是一部文学巨著，也是俄国近现代文化崛起过程中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里程碑。我们过去通常是在文学史框架中看待《安娜?卡列尼娜》的，较少将它置于文化史、思想史和一个民族文化崛起的大背景中去评估其意义。其实，在俄罗斯民族意识和俄罗斯形象的形成过程中，以《安娜?卡列尼娜》等作品为代表的托尔斯泰创作，以及以托尔斯泰为代表的19世纪俄国文学，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1846年，果戈理曾预言：“再过十来年，您就会看到，欧洲人来我们这里不是为了购买大麻和油脂，而是为了购买欧洲市场上已不再出售的智慧。”在果戈理出此言的19世纪中期，彼得大帝欲西化俄国的改革早已完成，叶卡捷琳娜的扩张政策使俄国版图急剧扩大，亚历山大的军队更是开进了巴黎，可俄国在文学和文化上似乎仍未完全融入欧洲，俄罗斯民族似乎仍未被接纳为欧洲文明大家庭的平等一员。直到30余年后的19世纪70年代，果戈理的预言方才应验，因为此时，在普希金的诗歌、别林斯基的批评和屠格涅夫的小说之后，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等小说以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又相继面世，这些伟大而又完美的艺术作品使欧洲知识分子普遍意识到，俄国人不仅富有智慧和文化，甚至肩负某种特殊的全人类使命。换言之，正是俄国文学的辉煌成就使西方针对俄国的轻蔑、责难和声讨迅速转变为好奇、同情和赞赏。
在果戈理的预言后第一个敏锐感觉到这一变化的人，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而使他作出这一判断的文学事实，正是当时在《欧洲导报》上连载的小说《安娜?卡列尼娜》。1877年春天的一个傍晚，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冈察洛夫在彼得堡街头相遇，两人迫不及待地就刚刚开始发表的《安娜?卡列尼娜》交换看法。“很少兴奋”的冈察洛夫此次有些反常，他情绪激昂地对陀思妥耶夫斯基说：“这是一部前所未闻的作品，是空前的第一部！我们的作家中有谁能与他媲美呢？而在西欧，有谁能写出哪怕一部与此近似的东西来呢？在他们那里，在他们最近几年所有的文学作品中，甚至追溯到很久以前，哪里有能与此并列的作品呢？”陀思妥耶夫斯基深有同感，他在《〈安娜?卡列尼娜〉是一个意义特殊的事实》一文中转述了冈察洛夫的意见。
一部小说能对一个民族的文学和文化、乃至整个民族的国际形象和世界地位产生多么重大的意义，《安娜?卡列尼娜》提供了一个出色的例证。
